本文从莱西名称由来说起，论述了“莱”字与“莱夷”、“莱国”的关系和渊源，进而提出古莱夷文化是古华夏文化本源的观点，然后通过一系列佐证，得出莱西是古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结论。从而为研究莱西文化、探求莱西发展方向、服务莱西各项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作者认为，莱西本名为莱阳，因在莱山之南而得名。而莱山之名，得之于商周时的方国“莱国”。莱国是东夷部落中的莱族人建立的，前后存续500余年，于公元前567年为齐国所灭。莱国文化起源于华胥，华胥即莱胥。所以莱文化就是华文化，她与同时期以炎黄为代表的夏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华夏文化。其中夏文化注重于意识形态领域，即儒家思想；华文化注重于生产力领域，即莱夷人先进的农业、制陶业、造船业与航海业。华、夏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古莱国的灭亡缘于夷、夏纷争，最早是启杀伯益而立夏。周之后，本为西戎落后部落的周人，为标榜其“正统”，加剧了对莱人的征伐。莱国存续期间，疆域西至临淄，东至海滨。莱西境内的大沽河与小沽河流域，处于莱国疆域的中心位置。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这一带逐渐成为古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主题词：
莱西 莱阳 莱夷 华夏文化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青岛，沿青龙高速公路北行100公里，有一座崭新的城市。她，年轻而古老，清新而神秘。她，钟毓神秀，源远流长。她，地灵人杰，物华天宝。她，处处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与神韵。她，时时焕发着改革的青春与活力。这就是莱西。
一
莱西地名由来
说起莱西，多数人们会认为是因偏居莱阳之西而得名。受中国文化“东为上，右为大”的传统观念影响，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伤及莱西人的感情。那么，这个“莱西”究竟是因何而来的呢？
（一）莱西本来叫“莱阳”。自唐代起，莱西和莱阳在历史上曾长期为同一建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为了便于领导，根据各时期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曾对莱阳县行政区划进行过多次调整。据《莱西市志》记载，1941年2月莱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析出莱东行署。此时，莱阳县即今之莱西市，析出之莱东行署即今之莱阳市。1942年7月莱阳县析出莱西南行署（1945年5月改称莱西南县）。建国后，两县又进行了2次分合。1958年10月，两县合并称莱阳县。1961年10月5日，莱西与莱阳分治。由此可见，莱西本名“莱阳”，因在区划调整中居原莱阳版图的西半部，被莱东境内人习称为“莱西”，从而导致1950年3月莱阳县与莱西南县合并时，莱阳县沿用习称被定名为莱西县，而莱东县则定名为莱阳县。这种历史上的离合经历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认为莱西系由莱阳析出，起步较晚，而莱阳则历史较长，以至于现在谈历史言必称莱阳，其实不然。莱西自新石器时代至今，一直是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古有西贤都遗址和长广古城遗址可以佐证，近代有长期存在的姜山二衙可以佐证，现代有胶东第一大集水沟头集可以佐证。莱西因其胶东半岛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莱阳莱阳，莱山之阳。史书载，莱阳原名昌阳。公元650年昌阳城被水淹没，迁县治于现莱阳城址。公元923年唐庄宗李存勖为避祖名国昌讳，改昌阳为莱阳。那么，唐庄宗改“昌”为“莱”的依据是什么呢？大量考古研究已经证实，商周时期胶东半岛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古莱国。莱国境内有山曰“莱”（位于今龙口黄城东南15公里处），海拔619米，东西走向，方圆十余里。莱山虽不高，但峰峦雄奇，树林葱郁，因山腰有仙人洞，故素有“神灵宅窟”之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莱山与华山、泰山、蒿山、首山曾是黄帝“所常游与神会”的地方，著名的月主祠--延光月主真君祠即建于此山。莱山北麓有河名曰“莱阴河”。因现莱西、莱阳均在莱山以南，又是古莱国境内水富土肥之处，所以唐庄宗将其命名为莱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二
古莱夷的概念
考究莱西由来，终究离不开一个“莱”字。莱字的由来，则与古莱夷和古莱国有关。上古时期，除夏族外，与之共存的部族尚有4大支，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东夷在山东半岛一支，则被称为莱夷。至于何为莱夷，有些人据许慎《说文解字》注“莱，蔓华也。”将其解释为生活在长满杂草、荒芜地方的东部部落。但细细推敲，这种说法明显欠妥。莱夷其实是古代华族部落的一个原始称呼。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东夷。历史研究证明，东夷是远古时期生活在东海区域（今胶东半岛）的一个部落群体。据传，少昊是远古时羲和部落的后裔，东夷人的首领，最初建立的的国度在山东东海之滨的日照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在《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一文中说：“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东夷人均崇拜鸟，少昊时代对鸟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吴玉丽教授在《从古文字看先民的美意识与图腾崇拜》一文中说：“百鸟之王少昊，名鸷，是一只鸷鸟，更是鸟崇拜最典型的氏族部落，在其氏族部落内，各氏族全以鸟为名”。当时，以鸷鸟为图腾的少昊之国，征服并包容了分别以凤鸟、玄鸟、伯赵鸟、青鸟、丹鸟及五鸠、五雉、九扈等鸟类为图腾的大小部落(氏族)，并给各部落(氏族)首领按其势力和特氏分别授予不同权限和职能的官衔，共同管理天下政事”。
莱夷是东夷部落中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首先，其历史渊源非常深远。大致与夏族相当，甚至更早一些。华夏族，其实是华族与夏族的合称，而华族即莱族。中华之“华”，源自华胥氏之“华”。华即莱，源自华胥氏引种莱麦。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莱，是野生麦，即所谓燕麦、雀麦。而麦，是莱的优良品种，有青稞、大麦、小麦等。青稞，藏族至今称其为莱（读Nas）；中原、漠北、西域、中亚、北欧、中欧等地区，都引种它，也仍呼为莱（读Rye）。华（莱）胥生伏羲，伏羲亦长于种莱麦，所以《世本?帝系篇》张澍集补注本说：“伏羲乐曰《扶来》。”扶来即扶莱，也称伏莱。由《扶莱》之乐，可证伏羲生自华（莱）胥氏。其次，莱夷人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伏羲后，少昊与黄帝合作，代蚩尤而成为东夷首领。过六、七百年后，皋陶出世，成为东夷首领。此时，东夷与夏集团合作很好，结成联盟，皋陶本人还以首领身份，参与联盟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央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至于莱国的出现，应该始于商代，可能是商的一个方国。商纣王有三个重要辅臣箕子、微子、比干，其中萁子就是莱国人。当时莱国国君与商纣王关系很好，就将善于治国的箕子介绍给纣王。但是纣王暴虐，比干被剖了心，箕子为了避难逃回莱国，并出走朝鲜。莱国出土的大量带有“箕”字的青铜器以及朝鲜尚存有箕子墓可以佐证。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周代。1969年，归城遗址上出土了两件青铜器，专家在一件名为“启卣”的青铜酒器上发现了“王出狩南山”等39字铭文，在另一件名为“启尊”的青铜器物上也发现了“启从王南”的19字铭文，与《左传?僖公四年》有关“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南征而不复”的记载相吻合，证明了莱国国君启曾跟随周昭王南征楚国，最后战败的这段历史。莱国当时是胶东地区的一个强国，可以随时参与周王的国事。
三
古莱国的衰亡
莱国强盛数百年，最终却亡于齐莱之争。究其根源，不外乎夷夏联盟的破裂及两族的权力斗争。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由夷夏两族轮流担任，史称禅让。其中舜为夷族领袖，禹为夏族领袖。公元前21世纪，禹死后，掌权的夏族集团为使权力不落到夷族部落手中，就把当选为联盟首领的夷族领袖伯益杀死，由禹之子启继位，从而建立夏朝，以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此举导致夷夏联盟的破裂及两族的长期战争。
散居山东的夷部落素以勇武善射著称。夏代先后发生过后羿、寒浞之乱，夏政权一度被东夷反叛势力所操控。少康时期，夏族积聚力量起兵攻灭寒浞，重新振兴夏王朝。至商代，武乙、商纣均两次征伐东夷。公元前1128年9月，武乙攻克顾方、夷方、林方，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建陪都，以牵制东夷。公元前1123年，东夷攻殷，武乙出兵反击，追至今临淄附近，歼灭东夷有生力量。公元前1068年9月，纣王亲率甲士4.5万，战车千乘，由朝歌出发，渡济水入山东，在奄（今曲阜）与6个诸侯国会师，拥兵10万，大举伐夷。夷族9个方国分别出兵，依托沂蒙山区和淄河流域，轮番迎击商军。纣王攻破长勺（今莱芜北），至营丘（今临淄东）后退兵。次年初，纣王在奄率战车800、甲士3万攻占营丘，夷族残余退至薄姑（今博兴县境内）。
此后，夷夏势力继续对峙，直至公元前11世纪齐国建立。《史记?夏本记》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与太公争国。”这段文字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姜太公在赴齐国上任途中，行动迟缓，后在旅店老板的提醒下，日夜兼程赶往封地，刚进营丘，刚好莱夷的军队也到了。不过，莱夷终于未能战胜能征善战且足智多谋的姜太公，吃了败仗，退回了莱国，却为周齐人留下了莱夷雄心勃勃，不甘蜗居一隅，企图西进发展的战略意图。
齐、莱关系在齐立国之初，由于莱与齐争夺营丘而趋于紧张，到周孝王时又一度缓和以至友好起来，且都听命于周王朝了。春秋早期齐桓公时，齐、莱间没有任何关系。到春秋中期周定王时，齐与莱，以及鲁与莱的关系又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了。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齐、鲁联合攻莱。周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齐复攻莱。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年），齐再攻莱，莱君贿赂带兵齐将，齐师不战而回。接着，齐君召莱君至齐开会，莱君不到，齐派晏弱在靠近莱国处筑东阳城（遗址在今临朐东）以威胁莱国。公元前567年，晏弱发动突袭，灭了莱国，莱国东至海滨地区尽入齐国版图。灭莱之后，齐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莱不能东山再起。
四
古莱夷文化对古华夏文化的影响
关于莱夷，史书典籍记述很少。《汉书?地理志》云：“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禹贡锥指》（清?胡谓）云：“莱夷，莱山之夷，三面濒海，皆为斥卤，五谷不生，适为放牧，古称莱子国”。这显然与史实不符。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客观上，胶东地处海隅，与中原地区接触较少，其踪迹不见经传也不足为奇。主观上，本为西戎落后部族的周人取代东夷部落的商人入主中原后，反以正统面目自居，恪守夷夏之辨，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夷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直接导致四夷愚昧落后的错误观念流传弥深。这样，受四书五经的熏陶，秦汉以后的胶东人皆以炎黄嫡传自居，反将实系自己祖先的东夷先民视为野蛮人。
（一）古莱夷文化是古华夏文化之源。华夏文化有两大部分组成，即华文化和夏文化。而华文化，是由胶东半岛上的古莱夷人创造的。封建社会甚至是奴隶社会形成的中原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传统观念，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莱夷对创造我国古老文明有卓越贡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源泉之一。
至晚在一二万年前，莱夷地区便有了人类的创造活动。莱夷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胶莱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古文化共同体—山东龙山文化两城类型。它与中原同时的文化面貌不同，与山东西部的龙山文化也有差别。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四方面：（1）制陶工艺的进步性。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达到了中华史前制陶的最高水平。（2）生产工具的先进性。石器大都经过精工磨制，并按用途不同有了明显分工。农业工具中出现原始的锄。黄铜器物出现，比欧洲（罗马帝国钱币）早二、三千年。（3）发达的农业。莱夷是东夷诸族中较早从事农业为主，并较早的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一个支族。人工稻米、酿酒、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技术，都说明其农业的发展程度。（4）发达的造船业、捕捞业与航海业。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和石锚，证明莱夷航海业的发达。莱夷文化从大汶口文化早期起直到夏朝为止一直对辽东半岛、胶莱河以西直至中原地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与莱夷发达的造船和航海业分不开的。
商、周时期，莱夷人无论是鱼盐业、矿冶业，还是麻丝纺织业、交通业等都很发达。入周后莱国与齐太公争营丘，即显示出其强大的军事势力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春秋时期，莱国的经济与文化仍相当发达。鱼盐之丰富，在对齐国和其他诸侯国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采矿冶铁业也很发达。在文化方面，莱夷人的音乐是很有名的，直到春秋时期，莱人仍有自己的独特的音乐“莱乐”。
（二）古华夏文化依附古莱夷文化发展而发展。有学者认为，莱夷文化对中原及其它地区文化的影响从新石器时期便开始了。从横向来看，向西，它与鲁中南、鲁西地区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较大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对中原夏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向北，渡过渤海湾，对辽东半岛文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明显。虽然在西周以后逐渐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但在此以前莱夷文化对中原以及周围同时代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单就制陶工艺来说，莱夷地区龙山文化的制陶技术自东而西直至中原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些东方因素甚至远到伊、洛流域。从纵向来看，上溯到河南二里头夏文化，承袭了许多山东龙山文化两城类型的因素。夏朝的主要礼器，也都产生于东部沿海莱夷文化。向后伸延，直至商、周时期，仍然可以看到莱夷先民的物质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如商周两代大批出现的礼器和生活器皿，在两城类型中甚至更早的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他们的祖形。
（三）没有古莱夷文化，就没有古华夏文明。据考证，大汶口、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所称的东夷。可以肯定的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决不单单是夏商周三族独自创造出来的。当然，三代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功绩卓著，但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先夏、先商、先周三族的文化一定领先于其他部族。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炎黄文化和古莱夷文化的关系，前者主要以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为主，最突出的就是儒家思想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后者主要以生产力领域文化为主，最突出的就是莱夷人先进的农业、制陶业、造船业与航海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没有莱夷文化的支撑和推动，没有海岱地区文化的杰出贡献，就没有龙山文化向三代文明的飞跃，没有殷商文化的繁荣。没有古莱夷文化，就没有古华夏文明。然而，随着王权的集中和强化，夏商文明一旦形成并日益发展，就会使包括莱夷在内的各文化区的土著文化黯然失色，最终将其容纳到华夏文化之中。
五
莱西是古莱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莱西处于古莱国的中心位置。关于莱国疆域，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西周时期，西起淄弥流域，横跨半岛中部以至半岛东端，乃幅员辽阔之大国。春秋时期，收缩至今胶莱河（或潍水）以东的半岛地区（于敬民《纪莱一国文献考》，《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从夏代至春秋夷夏对峙情况看，几次大的战争发生地多在营丘，这也说明莱国的疆域至少应该西至营丘。晏弱灭莱后，齐国疆域囊括“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原莱国大部地区。聊摄即聊城。《水经注》载：“聊城县东北有摄城，《左传》所谓聊摄以东是也。”《齐乘》载：“姑即大姑河，尤即小姑河。姑水起北海，至南海，行三百馀里。绝齐东界，故曰‘姑尤以西’。”这个姑尤以西，指的就是今莱西境内区域，恰好处于古莱国的中心位置上。
（二）莱西自然环境优越，适合农业文化发展。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多选择在临近水源、高爽敞亮的地方居住。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与内陆接壤，多丘陵，河水主要经南北两侧入海，河流较短，水势不大，季节性较强。只有临近沿海和河谷地带有小面积平原，其中以今莱西、平度、即墨一带最大。特别是莱西，因处于大沽河与小沽河流域之间，以其丰富的水资源、肥沃的土地备受古人的青睐，从而加快了这一地区的人口集聚速度，最终形成胶东第一大集--水沟头集。
（三）沽河流域是古人类遗址的密集地带。至今在莱西已发现的史前遗址共有30多处，明显多于胶东地区其他县、市、区。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大、小沽河流域的上游，即今莱西境域北半部。如咸家屯遗址、产芝遗址、左家院遗址、西贤都遗址等。从这些遗址显示的迹象看，莱西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性质的中心聚落，并形成了较早的方国。上世纪70年代末，莱西发现西贤都遗址，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专家推测，这处遗址应属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从其规模看，决非一般的“聚”、“邑”方国等级可以比拟，极有可能是“都”一级的方国遗址。当然，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种种迹象表明，莱西地区是古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