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读了多少篇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凤。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僻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很多小动作。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
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指导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这个事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qq:342520202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