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地”一词可能是起于13年前的北京，盛于常州外国学校中毒事件。我们走访了苏州、扬州、常州的一批化工厂老职工，他们是死里逃生的“毒地”同龄人。
【无所不能 文| 孔令钰】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施工挖出有毒气体，导致三名工人中毒送医。自那以后，“毒地”这个词被叫响，至今已经十三年。此间“毒地”新闻不断，近者如江苏靖江养猪场地下“藏毒”、常州外国语学校中毒事件等。这些被污染的土地，是化工厂几十年渗漏或埋藏工业废物所致。即便工厂搬离，污染物仍深藏土层之中，毒地忧患难消。
2016年，常州外国语学校上百名学生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钙化、白细胞数下降、淋巴结节等病情。当时学校马路对面的常隆化工等三家农药厂旧址正在实施土壤修复工程。严重污染的土壤被重新翻出，经学生呼吸和皮肤接触后致病。这件事经媒体曝光后引发全国关注。
这件事却让我开始留心另一个群体，那些在农药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他们是这些“毒地”的同龄人，受到的健康损害更直接，往往也更沉默。在我研究中国农药化工污染随着产业迁徙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苏南农药行业的老职工，开始关注他们的故事，以及和他们同行的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和环境问题的历史。
三个苏南“毒地”同龄人
陈鹏自2013年开始在微博上持续举报常隆化工搬迁后的新厂违法排污，直到常外毒地事件爆发。他称自己曾亲眼目睹2008年工厂搬迁前夕，工人们在厂里挖掘土方、埋下高浓度农药废物。陈鹏保留着一沓厚厚的资料，一张张摊在桌子上，工厂平面图，污水管偷排走向，以及他退休前的日记——有的笔记密密麻麻，详细记录了偷排污水的具体时间和立方数。
陈鹏密密麻麻日记，标注有污水管偷排走向。
环保局的人问他，怎么别人不吭声，就你自己举报？像陈鹏这样较真的人是少数。他大胆站出来举报污染，原因之一是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常隆化工的前身是常州农药厂，建于上世纪70年代。陈鹏1959年出生，高中毕业即进入常州农药厂工作。
38岁时，他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长了很多水泡，夜里水泡变大，痒得无法入睡，狠心用剪子绞破。他细心将所做工种、接触过的化学品一一写在稿纸上，常州市职业病诊断组出具意见称其患湿疹，不宜再从事接触化学物工种，建议调岗。直到退休后，他仍认为，湿疹说法太简单，应该鉴定为职业病。
陈鹏进入农药厂时，是70年代末期。此前中国刚开始重视高毒农药的污染和健康损害问题。在1971年中央文件首次使用“污染”概念来描述农药危害。段俊林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生于1944年，15岁初中毕业后，辗转到苏州化工厂，从事富民隆——一种有机汞农药——的生产。“我肚子里也有汞。”他说，60年代末，厂里体检查出来的。当时两只手的皮肤被汞刺激得起泡。即使带着橡胶手套，双手举高时，粘在手套上的液体还是会淅沥沥流到手臂上。
视频：他把工作一辈子的农药厂给举报了
有机汞毒性极大，可经吸入、食入和经皮肤吸收，侵犯神经系统，损害肾脏，致使女性不孕、流产或分娩精神迟钝儿。有机汞还会在食物链中富集，其最为著名的公害案例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水俣病事件。
1971年卫生部调查工业三废对环境的影响，农药污染开始引起政府重视，例如在金华地区，稻谷中的汞含量最高可达9毫克/公斤（当时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是1毫克/公斤，现在是0.02毫克/公斤）。全国多地也发生过农民搅拌有机汞农药时急性中毒事件，中毒者出现周身肌肉抽搐、头痛等症状。1972年，有机汞农药在国内被禁止使用。
李明选1943年出生，15岁进入扬州农药厂工作，退休后查出嗅觉神经母细胞癌，如今已10年。这种癌症不常见，他也疑心和长期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比如生产氯化苯，要给苯通氯气。他说，刚进厂时，还能闻得出异味，时间一久，习惯了，就闻不出了。
中国农药工业化始于1950年代，自那至今，江苏省始终是中国农药生产量最大的省份，尤以苏南为盛，包括苏州、南京、南通、扬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关于农药厂毒地、化工废料非法倾倒、污染转移等故事多源于苏南。如今一些苏南城市仍保留着“化工新村”，即早年化工厂职工们居住的家属楼。行走期间，这些老楼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气息，居住的多是老年人——这些与毒地同龄的职工们。
对于常外毒地这样的故事，在农药厂工人们看来，是迟早的事，以后还会有。此前废水经常不做处理，直接排向河道，固体废物则低价卖给农民，拖拉机运走，如何处理不得而知。所谓藏毒之地，实则遍地开花。随着农药厂陆续搬迁，旧厂址土地也是渗透了多种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的毒地。
满口牙坏了，手也长满泡
段俊林指着自己的嘴巴：我这一口牙，全是假的，配牙全是国家报销的。
这是汞中毒的症状。他刚工作时，厂子生产含有机汞的农药富民隆，条件艰苦，没有隔离窗和仪表，工人就在开放的反应沟边作业。上世纪60年代末，厂里给职工体检，发现一批工人体内汞超标，有的人便被送到山东的卫生所治疗。后来他被调到乐果车间，就没去治疗。但他不在乎，“治疗也没用，只是休息几天，求得心里安慰，重金属在体内只能通过小便排出去很少很少。”
汞中毒的另一症状是牙痛，咬得毛巾都碎了。去口腔医院，医生劝他把所有的牙都拔掉，说没用了，就像造房子，根基都腐烂了。而他都不用专门拔牙，自己使劲一动，牙就掉了。
厂子里还有个工友，眼睛痛。据说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老一辈眼科医生都知道这个人。眼睛痛起来，比电焊光刺得还痛。段俊林说，不过呢，做农药的老工人，只要上产品，腐蚀性气体出来，几乎人人眼睛痛。因为气体刺的眼睛痛，有时候还会因此影响操作，导致爆炸或燃烧事故。
农药车间的工人不爱用铝饭盒，碰到了，手上会长白毛似的东西。因为手上有醋酸，和铝发生了反应。即使带着橡胶手套，时间长了也会渗透，而且人也不可能一天8小时总带手套，凳子，管子，墙上，挥发性的化学品无处不在。要离开车间很久之后，手才恢复正常。
当时苏州化工厂专门给农药车间工人发牛奶，一天一瓶，三分钱的白糖，好配着牛奶喝，用来“解毒”。
陈鹏很难描述清楚自己的皮肤病到底是因为长期接触哪种化学品，因为从入厂到现在，接触的有毒化学品名目太多了，他写了满满两页半稿纸。1997年起，早晨上班，双手双脚觉得痒痒的，吃过午饭，眼见着手上的泡开始胀大，下夜班回来，到家一看，水泡胀成整个一大片，中间全空，痒得要命，实在受不了，便用剪刀一戳，泡里的水射出去两米远，涂了药膏，才能入睡。
后来去南京看病，每个月去两天，提前打电话挂上特需号，乘坐最慢的绿皮车，火车票11块钱。到了南京，擦药，打针，有时候挂水，挂了好久的头孢，才压得住。医生对他说，你的这个病，至少有七八年了，皮肤上的免疫功能基本没有了。“我现在耳朵都不好，因为激素用太多了。”
为什么不戴手套？陈鹏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夏天三十多度，潮湿，“你受得了啊？”乳胶手套如果带上一天，里面能滴出水来。防护口罩有两层海绵，陈鹏管那叫“猪鼻子”，“能闷死人。”
最怕着火、爆炸和中毒
李明选说，我们这些人，能安全退休，都是福分。
农药厂经常死人。所有能想象到的事故，都有可能上演。扬州农药厂有一次车间检修，4个工人站在高20米的阳台上歇着，突然阳台就掉了下来，所幸4人只是受伤。事发后才知道，阳台钢筋被挥发性气体腐蚀了。
工厂怕着火。有工人说，当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呜呜声，一听到，就知道百分之百自家厂的事。有的原料燃点低，冬天放在露天柳条筐里，遇水汽冷凝，都能烧起来。
段俊林回忆，苏化厂附近有个解放军运输班，文革期间，一种含五硫化二磷的原料潮湿了，散发出硫化氢的臭味，由于五硫化二磷极易潮解，工人便将其摊在地上，让太阳晒干。被雇来的农民工不懂行，看到原料上面晒干，下面还潮着，便像翻晒粮食一样，用铁锨去水泥地上翻，产生火花，点燃了五硫化二磷。一簇簇“鬼火”浮在上面，烧得不大，但人吓坏了，跑去报警。
解放军听见报警声，从老远冲过来，一面奔跑一面喊着毛主席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跑到跟前，气喘吁吁，因为是汽车兵，平时不太锻炼，亦不懂上风下风，结果吸入一口，倒下一个，越是体格好，越是中毒深。
起码几十个人中毒倒下。这事惊动了化工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住不下，在空地上搭起帐篷，上海的直升机飞过来参加救援。当时段俊林也昏倒在地，被人抬出去，放在马路上，新鲜空气一来，慢慢就醒过来了。然后继续去干活，“这个东西是急性的，没什么大问题。”
着火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爆炸，完全不可控。夜里下雷雨，停电，搅拌机一停，反应釜里的农药就可能爆炸。60年代工厂全靠工人手动操作，料加快了，温度一上去，也会炸。
段俊林回忆，冬天有的料放在烘房保温，比如苯，在5摄氏度时凝结成固体，晚上要放在烘房里暖一暖。结果温度太高，把烘房给炸了。第二天大伙儿抢救，结束后，厂里不让工人自己回家。怕他们吸入光气，回家后悄无声息地死掉。
光气剧毒，对黏膜无刺激性，有潜伏期，因此吸入高浓度光气的人刚开始往往不知情。90年代，常州农药厂也发生过这类事。一个员工取样化验，没开引风装置，不小心吃进光气，自己不知道，回家后还照常吃饭吃水，躺床上睡觉后，觉得难受，送去抢救没用，死了。这种故事，在不少农药厂都能听到一模一样的版本。
上世纪60至70年代，林彪多次入住苏州南园宾馆的地下别墅。几位苏化厂老职工回忆，有次值夜班的工人打瞌睡，异味气体散逸，正好东南风，吹到南园宾馆去，被林彪闻到味道，立刻要求苏州市官员前去调查。苏州化工厂当晚便被勒令停产。
废酸去向不明，毒地覆上新土
江南地区农田面积大，农作物病害多，需求旺盛，早先江苏省几乎每个地级市，甚至有些县，都有自己的国营农药厂。改革开放后，江浙人思维活络，善做生意，民营企业逐渐兴起。一些国营农药厂的骨干离开老厂，私人办起厂子，大大小小的农药厂在苏南遍地开花。
陈鹏在常州农药厂干了35年，后来厂子更名为常隆农化，搬到泰兴。搬厂之前在龙虎塘，当时是农村，三面临河。他说，厂里有一条明沟，通向藻江河，自建厂后废水通过明沟直排入藻江河，有时做出来的产品不合格，也往明沟里倒。直到2000年后，环保监管变严，工厂便用石头把河填起来，表面上看已经填平，实际下面用大石块堆磊，中间是空的，形成废水流动的通道。
该厂生产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化工中间体等，涉及多种有毒有害化学品。陈鹏称，厂里人脑子好，锅炉车间做软水，氢床再生需要大量盐酸，脱下的盐酸废水也往石头暗道排，盐酸有腐蚀性，每周放一两次，便将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
2007年的常隆化工搬迁项目环评报告中，环评专家就提出疑问，这个工厂产生中的一些废酸去向不清楚。此外，和周边居民的安全距离不满足光气生产规程的要求，存在诸多严重污染的环境问题。
2016年04月20日，江苏常州市，航拍常州外国语学校，距“毒地”100米。
80年代以前，城市规模小，很多农药厂附近是农田，种了水稻、蔬菜、茨菇一类。废气排出去，风向下压时，农民的作物叶子泛黄，或是死了，便找工厂要赔偿，矛盾激烈时，农民还会围住工厂以砸墙威胁。每年赔偿个几十万，是家常便饭。
京杭运河流经多个苏南城市，也见证了沿岸化工区的兴衰。段俊林回忆，60年代初期，秋天，螃蟹爬到河滩上，虾子用网子去兜，一兜一大把。后来开始生产农药，全死了，一只不剩。直到工厂彻底搬离，运河水才慢慢好起来。
当时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化工厂为了便于排放污水，皆临河而建，除了农药厂，附近还有造纸、印染、颜料等工厂，各显神通，河水五颜六色，味道奇臭。70年代后，工厂陆续上环保设施，但也只是做简单的污水处理。或者为了省钱，等应付上级检查时才用。至于土壤污染，更晚才受到政府和公众关注。
“城市化”，成了这些农药厂命运转折的关键词，2000年是一个坎。随着城市飞快扩张，工厂四周原先是稻田的地方，逐渐变成拥挤的住宅、商铺甚至学校，加之工厂皆临水而建，河流污染严重，各市政府纷纷要求工厂搬迁，一些农药厂成功转型，搬到了郊区、苏北沿海地带或者内陆省份。而有的厂就被吞并，或者直接垮掉。
事实上，早年很多化工厂搬走后，也就是简单换了土方，或者直接覆上新土，就开发成新的商业或住宅区。像常隆化工、苏州化工厂这样花高价做土壤修复者，也是近年才有的事。被苏州化工厂收购的溶剂厂，旧址虽处繁华地带，由于污染物已经下渗到土层之中，不得不花2.59亿高价做土壤修复。
苏州化工厂的退休职工柳国法对“毒地”有切身体会。1998年前后，厂子被市政府要求搬迁前夕，传达室的工人种了蚕豆，长得好高，六七月份采下来，送给他。“我剥掉，一烧，苦的，跟吃农药一样，全倒掉了。”他说，那时候不懂为什么，现在知道，是种蚕豆的土地是毒地。
趟过危险岁月，化工新村已老
如今高龄的农药厂老职工往往感叹自己幸运，对于年轻时的危险岁月，也只是叹一口气，甚或一笑置之。当时不只是生产，使用农药的人也没有防护意识。知青下乡干农活，也都是直接用手从桶里掏666粉，对于毒性暴露、安全防护等事全无概念。
“我几次死里逃生，这样的故事能讲上几天几夜。”段俊林对往事记得分明。在老工人的记忆里，农药厂对他们有两层意味，一是死里逃生的经验，说到农药车间，几乎所有老职工都会脱口而出，“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二则是与有荣焉的昔日辉煌。
中国基础化学研究薄弱。自主创制的农药品种少。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逐步建立农药工业体系，仅能生产少数有机氯、有机磷等高毒农药，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仿制国外农药品种。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内农药长期供不应求，直到90年代末，农药供应才正常。
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成功仿制出国外农药品种，便是很了不起的大事。1964年苏州化工厂向上海的工厂取经，生产出“乐果”，被市委书记表彰为“乐果精神”。乐果是美国研发出的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容易被植物吸收并输导至全株，可用于棉花、水稻、蔬菜、果树等多种作物虫害防治，很快成为销量大的农药品种。
其时柳国法在部队当兵，某天无意中看到《解放日报》有一段，写苏州化工厂，“草房子里飞出金凤凰”。“我们厂当时一穷二白，生产乐果时，瓦都没有，用草席子盖的房子，生产出乐果，有了钱，才盖的厂房。”柳国法说到这里，有些自豪。
苏州化工厂的前身是青岛骨胶厂，最早是德国人建的，日据时代又被日军占领。1949年青岛解放后被收归国有，1956年搬到苏州，制胶车间打着横幅“为六万利润而奋斗”。后来主产农药，利润成倍上翻，70年代成为苏州最富有的工厂，总产值超过1个亿。
同样的辉煌故事在江苏其他市上演。农药厂贡献利税多，农药又经常供不应求。由于国家统销，农民常常买不到农药，便找农药厂熟人走后门。80年代中期，甲胺磷十分走俏，凡是做甲胺磷的农药厂都挣到了钱。柳国法回忆，有人为了走后门买到一吨甲胺磷，还要偷偷陪送一台彩电。
段俊林经常到苏北农村走访。1980年后的每年夏天，他都要下乡一个月，去过南通、盐城、阜宁、泰州等地，调查农药使用效果，以及传授农民使用技巧。调查中他发现，经常用药，虫子会产生抗性，便告诉农民，需要换一种农药使用，或者逐渐增加浓度，才能杀死虫子。像他这样农药厂下来的专家，在农村深受欢迎，常常被大队干部和农民苦留。
苏北有的地方真苦。他感叹，通往村子没有公路，下过雨，自己只能和同事脱了鞋，搀扶着在黄泥路上慢慢走。他大概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苏北的穷，才在2000年以后，成为苏南一些农药厂搬迁后的下一处落脚点，并在苏北沿海地区持续排污，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
“这是没法解决的矛盾。”他说，“化工，肯定要有污染。但是不生产，你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包括火箭燃料，医药，也是化工生产的，除非你吃中药，连西药都是化工合成的。”
在苏州和扬州，如今的“化工新村”只剩下一些退休职工，舍不得老街坊，又觉得老式小区更安静，不肯搬走。扬州的化工新村面积很大，除了农药厂，还有制药、化工厂等家属楼，如今是一片很大的城中村。5层老楼和平房交错，有河流过，空地上种了一片一片的蔬菜。从繁华城市走入这里，有时空穿梭之感。
李明选说，他每天锻炼身体，去农药厂里的工会俱乐部玩一玩，打打球，看看报，厂子里有职工浴室，可以洗澡。“我们厂的老人过去很苦。”他说，但是股份制改革后，工人也拿了股份，中化国际收购时，翻了好多倍，到厂子门口看看，那些车子，奔驰、宝马、路虎也可见。提到这些，他笑得很欣慰。
虽然退休块20年了。老职工们对厂子的最新动态仍了如指掌。扬州农药厂的老工人说，厂子已经搬得差不多了，一分为好几家，去了南通、仪征、宁夏，现在往苏北连云港搬，反正总有地方可以搬。运河在建风光带，厂区旧址将来要做成湿地公园。（段俊林、李明选和陈鹏为化名）
【作者孔令钰为环保公益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本文写作得到该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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